“大明建国650周年”

过年了！

今年是2018年，戊戌年。——改革开放40周年。中共八大60周年。戊戌变法120周年。……

当然，还有一个周年纪念，就在今天：

大明开国650周年。

1368年的正月初四，吴王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，年号洪武，国号大明。

650年过去了，在今天追忆洪武一朝留下的历史记忆，恐怕会有不少令人唏嘘之处。
 

南京明故宫午门城砖。南京皇宫建成于吴元年（1367），吴王朱元璋命令官员在城砖两侧留下铭文，标明城砖的产地以及参与制造的各级官员、民工民伕的姓名信息，以便进行质量追溯。笔者自摄

明朝初年，人不愿意当官。

洪武年间，做官门路甚广，高皇帝恢复了汉代的察举制，做官不但可以通过科举，还可以通过推荐。洪武十五年，高皇帝甚至要求天下朝觐官员每人必须推荐人才一名。经吏部推荐应当授官的，曾多至三千七百多人。

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当时人竟然经常把出仕当成畏途，唯恐避之不及。江西省有夏伯启叔侄二人，为了不做官，居然自剁手指。明太祖甚至为此定了一条死罪，叫作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”，专门逼人出来做官。
 

网友观点。via 人民网

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
不仅是因为清高，更因为那会儿做官的真的不易。

明太祖整治官员队伍，手法之残酷，彪炳史册。对贪官的种种酷刑乃至于“剥皮填草”就不用说了，明初四大案——空印案、胡惟庸案、郭桓案、蓝玉案，哪一个不是株连上万？在京城做官的，每天早朝上班，生死未卜，如同上战场一般：

京官每旦入朝，必与妻子诀，及暮无事，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。（“京官每天早上上朝，一定要和老婆孩子诀别，到了晚上没事，就要互相庆祝，终于又活了一天！”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引《草木子》）

不但京官如此，地方官也做得提心吊胆，不敢懈怠。方孝孺曾记叙洪武年间之事：

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，去京师万余里外，皆悚心震胆，如神明临其庭，不敢少肆。或有毫发出法度、悖礼义，朝按而暮罪之。其重名实、辩臧否，诚古所未有也。（方孝孺《逊志斋集·送祝彦芳致仕还乡序》）

而对地方官造成最大威胁的，竟然是上访。

2014年，我国就已经禁止“越级上访”，不但有“男子进京旅游被当上访者抓回”的新闻，笔者从北京前往河北昌黎一带旅游，还曾因为相貌乖戾，被巡警误认为上访群众遭到盘问。

可是在明初，老百姓“越级上访”，不但有法律保护，而且可以“一越到底”。

明大诰书影

洪武皇帝颁布过一个有名的《御制大诰》，汇编了皇帝本人的刑法判例，动员天下百姓学习，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曾因背诵《大诰》得到赏赐。这里面规定，全国府、州、县各级地方官员，如果有巧立名目、害民取财的，百姓不但可以直接赴京告状，还可以直接找皇帝当面申冤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洪武十九年（1386），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两人持《大诰》进京告状，经淳化镇时，被当地官吏盘问索贿，最后竟判处阻拦官吏一人斩首，一人刖足的酷刑。

更有甚者——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为害一方的，城乡百姓可以直接将其绑缚押送京城：

今后布政司、府州县在役之吏，在闲之吏，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，专一起灭词讼，教唆陷人，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，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，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、在闲之吏绑缚赴京，罪除民患，以安良民，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。赴京之时，关津渡口毋得阻挡。（《御制大诰·乡民除患》）

洪武年间，乐亭县主簿汪铎，手下小吏被乡民绑缚进京。为了避免牵连受祸，汪铎竟然追赶四十里，向乡民乞怜求免。

一方面是强力反腐，整顿吏治，另一方面，是发展文教，广开人才选拔之途，造成了明朝初年清明的政治环境。钱穆先生说：

洪武以来，吏治澄清者百余年。……英、武之际，虽内外多故，而民心无土崩之虞，由吏鲜贪残故也。（明朝建国一百多年，官员队伍没有腐化变质，吏治澄清。英宗、武宗时期，国家内忧外患，但是民心没有动摇，国家的公信力没有瓦解，原因在于很少有贪污残害百姓的官吏。《国史大纲》第三十七章）

建国百年以上，官员队伍不腐化变质，这一点，不但超越唐、宋，恐怕不少所谓现代国家也做不到。
 
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太祖像

明朝人重气节，不怕死，敢和皇帝叫板，自明初就是如此。

洪武十三年的夏天，太祖刚诛灭了胡惟庸一党，五月四日，一个闪电劈了皇宫的谨身殿（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保和殿），第二天，太祖下罪己诏，承认连坐诛杀过当，“甚非上帝好生之德”，下令大赦，天下一年田租全免。

免租是好事，但没过多久，皇帝忽然又派人征收江西省之前拖欠的租税。当时主事的官员名叫郎礼，认为皇帝此举是失信于天下百姓，干脆不执行，史载：

礼以失信天下，不奉诏，固遣，固不往。（《罪惟录·太祖高皇帝纪》）

“固遣，固不往”五个字，十分传神。最后，朱元璋大怒，将郎礼处以死刑。郎礼就义，他的妻子也在家自尽身亡。事后，皇帝很后悔，传旨厚葬二人。

对上级命令，即便是出于皇帝的圣旨，不合理的就坚决不执行，而且死不足惜，这样的人，六百年前真的有过。

周观政任监察御史，监管皇宫的奉天门（相当于北京故宫太和门）。一天，有太监带着一队女乐进宫，经过奉天门，被周观政拦住了：女乐不得进宫。太监说；“我可是奉命行事！”可周观政说什么也不放行。太监气急败坏，找皇上告状。不一会儿，太监出来，说：“御史大人，这下您总算可以消停了，皇上已经罢女乐不用了。”历史记载了接下来惊人的一幕：

观政又拒曰：“必面奉诏。（我一定要听皇帝当面讲。）”已而帝亲出宫，谓之曰：“宫中音乐废缺，欲使内家肄习耳。朕已悔之，御史言是也。（宫中音乐荒废已久，朕就是想让宫女学习学习……不过朕已经知错了，御史大人说的是。）”左右无不惊异者。（《明史》卷139《韩宜可列传附周观政传》）

明太祖起居是在乾清宫，走到奉天门，要先出乾清门，再经过谨身、华盖、奉天三大殿，应天（南京）皇宫虽然坚朴不华，规模不大，但这也是一段不近的路程。御史抗旨不遵，还要求国家元首当面收回成命，皇帝不但不生气，还亲自出宫向御史认错。

六百年过去了，我们再没见过这样对待领导的下级，也再没见过这样对待下级的领导。
 

站在明故宫午门城楼向南眺望。摄影/张文虚

壬午之变，燕王朱棣起兵篡位，尽诛建文忠臣，当时的一辈忠烈之士——方孝孺、景清、铁铉、黄观……都是在洪武一朝成长起来的儒生。

黄观，所谓“三元天下有，六首世间无”说的就是他，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进士科状元及第，时年二十七岁，是史上唯一第一次参加科举，县考、府考、院考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就均获第一名的状元。朱棣破应天时，黄观正在池州募兵勤王，闻讯，投罗刹矶殉国。其妻子携家人在应天淮清桥投秦淮河自尽。这是明初的状元公形象。

铁铉，色目人后裔，洪武年间，以太学生授礼科给事中，后调任都督府断事，曾经审理疑案有功，明太祖赐其字为“鼎石”。建文时，在前线抗击燕军，兵败被俘，不降，背对朱棣坐廷中大骂不止，朱棣命人割铁铉的肉，烧熟塞入他口中，问：“甘否？”铁铉厉声回答：“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！”最终凌迟而死。

景清，洪武二十七年进士。朱棣即位，景清假意归顺，怀藏利刃准备刺杀，不幸败露。朱棣责问，他奋起回答：“欲为故主报仇耳！”凌迟而死，诛灭九族，乡里亦遭屠杀，时称“瓜蔓抄”。

方孝孺，洪武十五年，被大学士吴沉举荐入朝，太祖向皇太子朱标称赞：“此庄士，须老其才用之。（这是庄正之士，应再让他的才干更加老练，方可大用。）”遣还乡里深造，遂蔚为一代学宗。洪武三十年，方孝孺文集出版，时人作序，称其“发言持论一本于至理，合乎天道，自程、朱以来未始见也。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论，将尽弃所学而从之”（林佑《逊志斋集序》）。

建文帝即位，任方孝孺为翰林侍讲，辅佐建文帝进行改革，规范君主参与政治决策的方式，限制君权，减免赋税，推行文教，对明太祖遗留的弊政颇有匡救。燕军渡江，建文帝坚守应天，效死勿去，正是遵循方孝孺的建议。李景隆开门迎降，宫中火起，建文帝不知所踪。方孝孺丧服日夜恸哭阙下，被逮。朱棣撰写即位诏书，左右一致推荐方孝孺，于是面见方孝孺，史载：

（朱棣）曰：“诏天下，非先生不可。”孝孺大批数字（“燕贼篡位”），掷笔于地，且哭且骂曰：“死即死耳，诏不可草。”文皇大声曰：“汝安能遽死。即死，独不顾九族乎？”孝孺曰：“便十族奈我何！”声愈厉。文皇大怒，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，复锢之狱，大收其朋友门生。每收一人，辄示孝孺，孝孺不一顾，乃尽杀之，然后出孝孺，磔之聚宝门外。孝孺慷慨就戮。（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）

方孝孺宗戚被杀者八百七十三人，牵连戍边者不可胜数。

明朝灭亡后，大儒黄宗羲隐居不仕，作《明儒学案》，总结有明一代儒门历史，翻开《明儒学案》正文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就是篇端刘宗周《师说》对方孝孺的表彰，书中更是将方孝孺列于《诸儒学案》之首，称其“持守之严，刚大之气，与紫阳（朱子）真相伯仲，固为有明之学祖也”。可以说，方孝孺是亡国遗民撰写一代儒门历史，希望留给天下后世的明儒形象之代表，也是明代儒学在开国以来的社会风气涵育下，经过三十五年发展，留给世间的儒者群体之代表。今天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方孝孺这一辈儒生过于刚烈、难以理喻，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国家以这些人为荣。

其实不仅仅是他们，六百五十年，的确是一段太漫长的岁月，期间发生了太多次天翻地覆的变局，明朝初年的种种人和事，似乎都已经与我们显得那么遥远、陌生、甚至难以理喻，与我们和我们所经历的那么不一样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才更弥足追思，因为那也曾经是中国。


（完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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